但在徐光启之前，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就其体例而言，一看便知，还是属于文人笔记，所言科学也是文人化的科学，尚未有科学写作的自觉。
在华夏民族，科学写作的自觉，可以说是从徐光启真正开始的，他超越了沈括而成为中国第一人。
当西方先驱培根从希腊人的古典范式转移时，东方先驱徐光启却正在利玛窦的引导下进行科学写作。
这有点像利玛窦在中国的情形，当利玛窦步入中国的儒学门槛时，中国的心学也正开启范式转型。
“心学”在儒学内部发端，至李贽儒学内部的思想资源几乎用尽。
刚好利玛窦来了，以科学传教，并带来西洋学术范式和思维方式。
李贽受儒家名教的局限，未能进入中西视野，而那时的乡儒徐光启则以翻译为起点，融会贯通了中西。
出现这种情形，固然有徐光启与李贽两人性情不同而造成的。
李贽豪迈，所到之处，无不留下绚烂至极的思想风景，令人热血沸腾，但其弱点在于，李贽思想爆发力有余，而学术领悟力却有所不足。
徐光启则相反，以实心立实学，以实学做实事，不立门户，不设门槛，来者不拒，往者能追，从乡儒起步，跳脱儒家名教樊篱，进入两希文明（两希文明也称作双希文明）。
西洋文明，究其根底，在于古希腊哲学和希伯来神学，徐光启在利玛窦的引导下，一举足一用力，便踏在了西洋思想的奠基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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