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宋相比，党项不过是几州之地，而且天气苦寒，地方贫瘠，人口稀少。面对这样一个小角色，枢密院竟然进退失据，让人家骑到自己头上来。按照徐平前世的历史记忆，这还不算，最后打了好多年，竟然还奈何不了这样一个跳梁小丑。
丢人也是丢得够了！
诚然，跟党项开战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但你有困难党项就没有困难了？你觉得腰酸腿痛党项就要面临生死关头，这样的力量对比，到底是怎么样弄成这个局面的？
自太宗伐辽失败，大宋精锐尽丧，军事上对北方就失去了主动权。在这种情况之下，太宗把心思用到了内部折腾上，跟军事才能相比，这也确实是他擅长的。自伐辽失败四十年，军力一年不如一年，枢密院一代比一代更没有底气。
特别是真宗后期到刘太后去世的这二十多年，由于皇权暗弱，朝政大权向宰执大臣倾斜。宰执大臣掌权并没有什么，但问题是从丁谓弄权再到吕夷简，都采取了一种依靠成例，怕担责任，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指导方针。过于保守，以至于到了一种对做事情从心里惧怕的程度。用徐平前世的话来说，就是官僚主义盛行。
当然这个年代不叫官僚主义，应该说是小吏习气。上下因循苟且，一切都按照既有的成例办理，一旦超出成例，就把这些人吓得失魂丧胆。因为离了这些成例，在位的人就再也没有办法弄权，没有办法呼风唤雨。
范仲淹为什么能团结起那么多人，引起那么多人的共鸣？因为那些士大夫认为自己才是官员，跟那些小吏是不一样的，以大道佐君王，治天下，成例只是参考，也只限于提供参考而已。
这些成例就像一张大网，慢慢形成一个茧子，里面的人在作茧自缚。
枢密院为什么这次这么狼狈？就是因为传下来的成例就是这样做事的，进了那个衙门，就必须按那些成例做事，不然从你身边那个跑腿的开始，你什么也做不成。枢密院掌全国军政，可以要求大宋境内自己所有的下属跟自己的这些成例配合起来，形成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内，一切都看起来完美。无论是官还是吏，做起事情来都逍遥自在，借着对成例的熟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可问题是，党项凭什么按照你的这些成例来做事？
赵元昊每做一次试探，枢密院便翻翻成例，有了，照旧规矩办；没有，便就掩住耳朵捂住眼睛当没看见没听见。好了，这次耳刮子打到脸上来，不能当没事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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