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若说各处的人不同、环境不同，便适合于不同的道德、法度、制度。将来纵西洋强势，亦可言：大顺自有国情在此，西洋之强，用之于顺，则如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未必有用。
亦或者……李淦不免想到外交部翻译的一些西洋典籍，其中反帝反礼法之论多有，且多能蛊惑人心。
这些东西，可比在闽粤等地搞出殉教的天主教要可怕的多、严重的多。
刘钰并不知道李淦的出发点是这个。
是真正开眼看世界之后，看到了西洋学问里一些对皇权有极大威胁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不但可以自圆其说还颇能蛊惑百姓。
除此之外，李淦还看到了大顺的一个特殊的危机。
这个危机，就是大顺放弃朱子学，当初扶植更为激进、霸道更重的永嘉永康之学所引起的。
朱子学是，我可以弱，但天理和强弱无关。
而正如大顺的大儒在明末大乱中的反思，评价永嘉永康学派道：“使文毅之学行，虽不免杂霸，而三代苍生或少有幸，不幸宋、陆并行，交代兴衰，遂使学术如此，世道如此。”
陈亮死后的谥号是文毅，永嘉永康学派的一处理论，便是“义理要通过功利来体现”。
本意并不是说，你的道理是不是对的，要看你强不强、富不富，否则就是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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