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重农抑商，一方面是农为国本，另一方面也是历朝历代看来，商人着实没有仁义可言，唯求利润。”
“别的还好，田地之事，着实要小心谨慎。是故这虾夷开发，日后还是以租佃收租的模式，只是私人不得买卖，不得再行转租。”
他举了一个此时还未发生的爱尔兰的大饥荒的例子，反正也无人能说此时这个还没有的事，反倒是事情本身是通畅的，很容易理解。
好在虾夷和爱尔兰、英国也不同。英国那边是人已经生活上千年了，地主收回土地经营，用不到那么多的人手，就往城市里赶。
按照人口比例来说，英国此时也就800万人口。圈地最高峰的时候，每年要驱赶大约四万人左右，一部分人出海谋生去美洲，一部分去作坊工厂忍受每天16小时的工作，无比怀念当农民的日子。
四万对800万，大约二百分之一。放到大顺这边，按照精华地带两亿人口来算，每年要驱赶一百万的人去做流民。
别的地方刘钰不敢保证，但在大顺，谁要是敢出台政策能搞出一年一百万人口的流民……不要说大顺，就是此时全世界的工商业加在一起，也不可能容纳每年一百万的新增就业。
有些政策是没法照抄的，虾夷好就好在那里的土著基本不用考虑，可以搞大型粮食种植园模式，也可以搞承包份地缴纳租税的模式。
前者很容易闹出大乱子，商人不是慈善家，不会给那些一无所有的农业雇工很好的待遇。真要是闹出了乱子，只怕大顺这边的保守派又会借机说事。
后者其实就利润上，也差不多。刘钰在海参崴那搞得就是后者的模式，但问题是他把控着粮食定价权和出口渠道，可以把粮价压到极低，看似收的是三成的租子，但算上销售渠道垄断、消费品专卖等，实际上和五成甚至七成租子差不多。
既然利润上差不多，在大顺内部的保守派看来，后者也更“仁义”一些，那就最好先用后者的模式，搞家庭农场，而不是大型农场种植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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