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大顺的干涉、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日本的儒生可谓是日本的不稳定因素，也是日本变革成功的关键。
因为在中原适合维稳的儒教，在日本则是最适合举旗造反的学说。无他，幕府名不正言不顺尔。
若无大顺的干涉，儒教造反很可能借助诸藩的势力，以小灭大，清除旧有的统治阶层，变革就可能成功。
但于现在，刘钰在尽可能把“变革”的主动权往幕府手里引，因为他很清楚，旧有的统治阶层不清除，变法就不可能成功，幕府怎么闪转腾挪都没用。而幕府不会自己革自己的命。
于是，原本可能会成为日本改革搞成不彻底革命明治维新关键的儒生，就成了此时一个可以完美利用的加深对日本控制的儒生。
还是一样的人，只是外部环境变了，立刻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
可以预见，这些古学派的儒生影响力，会越来越大。
因为太宰春台那一套“米贵物贱”的理论，也确实和阿部正福的“人口减少”理论归于同源。现实情况也确实在几年之内能明显改善日本武士、农民的生活水平，达成提高米价、降低物价的效果。毕竟买办鸩毒的药效发作需要一段时间的缓冲期。
所以剩下的问题，就是怎么让日本的儒生心慕中华，培养更多的带路党？事大派？
尊周攘夷之论，不过是形而上的东西，没有根基是不稳固的。
这一次伐日之战给日本儒生带来的冲击，必不亚于《荡寇志》的作者去了一趟广东的所见所闻，日本实学派儒生对实学的渴望，是个极好的切入点，但从哪里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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