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百泉想的终究还是“心之所向、则政之必往”的一套，自然也难理解。现在大顺这边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想继续当天朝，就必须自己搞出来一套新时代的、符合18世纪以及今后生产力水平的魔改儒学，与时代配套，否则这天朝是当不成的。
但这种事，刘钰考虑过许多个夜晚，也没有找到解决的思路，完全没有头绪。
此时他也不便说这个，笑着指了指身后的徐涛道：“赵兄若想看到朝鲜改变，还得靠这些海商。”
“日易星移，本朝在变，而自有大儒跟上解释。只要让朝鲜也发生变化，那时候本朝的学问自是可以通行于朝鲜，自也会逐渐变成变成本朝的模样。”
“本朝现在，缺的是一场‘鹅湖之会’。破而不立，终究不行。我读书少，这等事我也说不清楚，但隐约觉得，这些海商正是破局点。”
“赵兄以为我重利而轻义，又或者以为要多办藩学，传圣人之言。可实际上，你也看到了，琉球、日本、朝鲜，都不缺圣人之言，可形态各异。”
这话当真刺到了赵百泉的痛处，按赵百泉之前所想，周边夷狄肯定是不学圣人之言才搞成这样。
可到了朝鲜，他才知道，朝鲜官员的儒学水平，当真是比刘钰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甚至在琉球那种尺寸之地，当地儒生都可以和赵百泉在儒学问题上谈笑风生，而他和刘钰之间就根本谈不了太多圣言。
甚至对马岛上的倭人，儒学水平也是远超刘钰。但赵百泉扪心自问，到底刘钰更像是中华人，还是朝鲜两班、琉球儒生、亦或是对马岛和他争论过的雨森芳洲更像是中华人？
能编纂出《七经孟子考文》的山井鼎，和儒学学问几乎可谓是毫无造诣的刘钰，哪个更像是与他同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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