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祁道：“省主说得也有道理，不过这种大事，须有重臣提举才可。”
“这是自然。你先跟馆阁的官员通一下气，如果大家不反对，我便上奏，请执政中一人提举，馆阁人员修注。此事对朝廷益处多多，想来十之八九能成。”
宋祁把李觏的注本收起来，点头道：“好，我便把省主的意思，问一问众人。”
徐平又道：“最近西北不宁，上书言兵的官员不少，朝廷有意编纂一部兵书，总结历朝兵政得失。此事虽然还没有定下来，但势在必行。这种大事，自然少不了需要馆阁官员出力，你要调配人手，不要使事情冲突了。”
这件事情宋祁也有风声，一一答应了。随着范仲淹被贬，欧阳修等人被贬出京城，馆阁又补了不少人进去，人手充足。此时馆阁的主要工作还是始自景祐元年的校定整理三馆与秘阁藏书，并编成书目。此事本来由张观、李淑和宋祁三人提举，此时李淑已经到地方任职，张观任御史中丞，真正主持的是兼判馆阁的宋祁。这套书就是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崇文总目》，不管是战乱还是失火，国家藏书缺少的都是靠着这书目补齐。
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非一朝一夕之功，让所有馆阁官员把精力都放在这上面实在是浪费。随着新政的推开，朝廷官员对《富国安民策》有了更深的理解，一部分人也有不同的看法，是时候开展进一步的工作了。占领意识形态的高地，不是靠着这一套书就万事大吉了，必须一直深入下去，作注便是一个加深理解的办法。
捏着鼻子硬灌，仙丹也会变成毒药，效果适得其反。徐平的办法，便是让尽可能多的官员参与进来，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都让他们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在实践中进行检验。而朝廷育材之地的馆阁，毫无疑问是最适合做这件事的。别看现在馆阁官员的官位都不起眼，十年二十年后，就是这些人把持朝政，那个时候才会显出效果来。
至于兵书，则是徐平为了将来改革军政预作伏笔，先进行舆论动员。
推动这件事最起劲的便就是徐平自己，第二个是翰林学士夏竦。夏竦文才出众，从各方面来说，他都颇有些丁谓的影子，只是没有丁谓的手段和能力罢了。心思敏锐的夏竦感觉到了将来西北必有一战，打仗他不在行，但把握政治机遇的能力却分外出众。因为天圣年间站错了队，赵祯亲政之后夏竦颇受排挤，他把西北事发看作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所以这个时候夏竦拼命鼓吹在西北加强兵力，朝廷重视武备。
由文官来修兵书，听起来好笑，实际上只能如此。禁军里的高层将领说起兵略来还不如文官，中下层将领还有一部分不识字，让他们修也修不来。文官是纸上谈兵，问题是禁军将领连这纸上谈兵的本事都没有。三帅中现在李用和是最靠谱的一个，他几年时间从县巡检升到管军大将，又知道什么兵略了。
所谓修兵书，也只是捡故纸堆，能把历朝兵制理一下，就非常不错。想着这样一本书能够指导打仗，那是想也不想，编成的兵书也不是干那个用的。从太宗时候起，便就把历朝留下来的兵书列为禁书，就连《孙子》、《六韬》、《尉缭子》等君王赐给大将都神神秘秘的，其他就可想而知。这个年代，兵书传统实际上基本断绝，就以禁军现在的军制，古代的兵书用处也有限。以前的兵书是国事兵事一起来讲，跟现在兵制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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