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园外面小河边的大柳树下，徐平和高大全以及杨文广、狄青三人面对面坐着，一边说话一边喝着酒，听他们讲这两年的经历。
饶是高大全一向不喜欢诉苦，在徐平面前说起三禁军的日子来，还是抱怨不断。日常被人排挤，或明或暗地对他各种不上台面的小手段，日子不是过不下去，难熬就是了。
说了好一会，高大全才道：“官人回来就好了，什么时候寻个机会，还是我们几个到边地去带兵吧。再在三衙这么下去，总觉得人就这么废掉了。”
徐平道：“此事急不得，且先在京城里再忍一忍。你有今日局面不容易，现在觉得日子难过，等到出去了更加难回来，不如现在先经营一番。”
高大全不好违了徐平的意思，只好应了，看得出来心里并不愿意。
北宋之所以建立，是宋太祖在陈桥驿黄袍加身，由一帮军中老弟兄推上台来的，一如五代旧例。各种阴谋论可能有也可能没有，都无关大局，最重要的是这个事实，宋朝是因为军队的行为而开国的，是一个先有军队再有国家的朝代。整个国家一直到灭亡，最少在形势上一直保持军事化管理的色彩，就连地方官府也一直保持着晚唐五代藩镇的官吏职位和格局，地方最重要的库称为军资库，用处就是用以赡军。不管是“崇文抑武”也好，还是后代一部分人认为的“重文轻武”也罢，都要明白一点，宋朝皇帝的统治基础是京城的数十万禁军。最少到这个年代，还没有任何改变，什么文臣的忠君爱国都是点缀。
三衙禁军才是赵家坐在皇位上的保证，是政权不可摇动的根基，国家大政，是围绕着皇帝怎么更好地控制禁军来的。禁军能打不能打，不是取决于什么样的军事制度，而是取决于皇帝对威胁的判断，使他在皇位上坐不稳的是外来威胁，还是来自内乱？
军事是政治的延伸，从属于政治，取决于政治，多了千年见识的徐平，对这一点应该有也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因兵立国的大宋，在这一点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军队的战斗力实际上跟政治认识密切相关，政治认识变了，军队的战斗力便会飞速改变。
真宗之后治国便就讲祖宗之法，而祖宗之法的主体又是由宋太宗定下来的。宋太宗对国家威胁的认识讲得非常清楚，“国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为之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焉。帝王合当用心于此。”
既然认为国家的威胁是来自于内患，那么禁军最重要的要求就是不作乱，至于平定反抗，只不过是捎带手的事情。只有认识了这一政治方针，才能明白禁军不能打的根源，实际上皇帝也不需要他们能打，只要混吃等死不作乱就算完成政治任务。
终宋一朝，这一条根本的政治方针基本没有改变，短时间或许有变化，但很快就会把防内患当作政治的核心。用心于防内患，国家两次灭于外族，便就不奇怪了。
在这样的指导方针下，三衙禁军就是个让人恨得咬牙切齿又无可奈何的怪物，吞噬着天下大部分的财富，却又懦弱无能。自太宗朝后，对外战事罕有胜利。
徐平对于这一点早就有模糊的认识，在邕州的时候，他宁愿组织乡兵，也不愿使用隶于三衙之下的正规厢军，便就出于这样的顾虑。三衙不但是自己属下的禁军不能打，还会天然地对抗能打的一切境内军事力量。三衙的政治任务是消灭内患，那么消灭内部的战斗力就是政治正确，实际上越是脱出三衙掌控的战兵，战斗力越强。
大宋因军而开国，政权的根基在军队，军队的核心在三衙禁军，这里聚集了最丰富的军事资源。要想在军事上有所作为，脱离开三衙是不可想象的，不管怎么委屈，徐平还是希望高大全能够在三衙禁军中培养些人脉。有了这个基础，以后到了边地立了军功，才会有更大的成长空间。也只有最后回到三衙系统中，才能够真正功成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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