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諴想了一会，还是有些不明白：“若是按云行这么说，本路商人最多的，自然是首推襄州。那里张太尉不行新政，我们也搞不清楚那里百姓的想法。除了襄州外，自然应该就是颖州、许州、陈州和蔡州了，这几州临汝河、蔡河和汴河，往来的商贾众多。河南府那里官司众多，把这影响排除开外，实际商税也不比这几州多多少。但是为什么只是听说河南府闹，这几州却风平浪静呢？”
徐平道：“很简单，我刚才已经说过，真正影响最大的，是豪商巨贾。那四州虽然收上来的商税多，但实际上主要是收的小商小贩的税。真正的豪商，能收上来多少税？西京城里的巨商比其他州军加起来都多，商税不过是相当于一个大州而已，还大多是酒税。”
不管是什么时代，资本越雄厚逃税的能力越强，真正收税多的，反而是那些有商路普通商人多的地方，要么就是有专门的大型交易市场。像河南府，不说别的，盐茶交易比其他地方规模大得多了，官府能收上来几个钱？酒税还是因为主要的经营场所都在官府的手里，也没什么逃税不逃税，才占了河南府商税收入的大头。
大商人手里往往有巨额的流动资金，钱入户等受影响最大的就是他们。而且他们都是做大宗交易的，货物往来经常跟王公贵族勾结，借着运送官物的名义，把商税逃掉了。西京城里这种人最多，反应也最激烈，其他地方哪来的能跟王公贵族搭上关系的商人。
做为一个大一统的庞大市场，商品经济的链条中交换与生产和消费比起来相对不那么重要，这是跟历史上小国林立国际贸易占主要地位的欧洲不同的地方。在这样巨大的市场里，大商人依靠雄厚的资金实力，往往倾向于投机交易，对于正常的商业行为反而没有那么大的兴趣。这样是对商业环境有害的，也是徐平打击的对象。
不能认为商人都是对商品经济有益的，是商品经济的得利者，会支持商品经济，那是一厢情愿的空想。实际上商品经济越不成熟，商业交易的偶然性越大，大商人越是能够攫取超额利润，越是能够利用信息不对等打击吞并从事正常商业行为的中小商人。
西京城里这种商人便就不少，比京西路其他各州加起来还要多得多，把他们的商业行为置于官方的监督之下，一是被征税，再一个也少了很多获得暴利的机会。
大商人从商业行为中获得的超额利润，一部分来自对于消费者的过度剥削，但更大的来源是侵蚀官府的税算收入。大商人获得的超额利润多上一分，官府手里的税收便就流失一分，从商业行为中获得的人群只怕还要少上数分。
更不要说茶盐这种刚需的消费品，超额利润实际上是对全民收税。连这个年代的官员都知道酒收的是奢侈税，茶盐则不是，徐平又怎么能够允许全民收税的权利从自己手里转移到大商人手里。投机性的巨商跟官府是直接矛盾，冲突不可避免。
垄断性的商业行为，超额利润都带着收税的性质，就连徐平前世的资本主义国家都知道这权力不能让渡给商人，有反垄断法，更何况这个年代。
哪怕是从私心上，这些人赚的钱，直接侵蚀的就是徐平的政绩。徐平跟这些人无亲无故，怎么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一切的经济行为有利还是无利，归根结底还是要放到生产、交换、消费、扩大再生产的商品经济链条上来审视。有利于这根链条良性运转的，都是良性的，凡是不利于这根链条的运行的，都是有害的。什么重商主义各种乱七八糟的说法，都必须服务于这一点。
现在京西路的商品经济链条还没有真动地启动，徐平允许那些人偷着躲着，一旦真正危害到了新的经济循环，矛盾必然就会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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