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官僚的节操和施政能力与制度安排的影响力完全不是一个级数，任何时期制度导向的影响力都是远远超出官府的实际操作能力的。两宋民间对土地一直不热衷，到了最后的岁月，甚至把天下的耕地全部收归官有，也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波动。便就是有五等户制在上面压着，平民百姓并没有疯狂聚敛资产的劲头。
徐平前世历史学得一般，对这一时期的五等户制一无所知。到了这个世界，自己家在白沙镇是第一等的大户，父亲徐正到处使钱推脱一等户该承担的差役，如里正和衙前，这才有个初步的认识。后来中进士做官，到了地方才算了解这一制度造成的影响。但邕州地处边陲，又是蛮族地区，认识得还是不够深刻。
直到进了三司，真正掌管财政，才算是对五等户制有了清醒认识。总的来说，租庸调制、五等户制和纯粹的两税制，对民间经济有完全不同的影响，不能一概论之。
徐平作为京西路的转运使，有权在本路对五等户的标准进行微调，他现在考虑的，是怎么利用划分标准，促使民间资本向自己希望的地方集中，而不要沉淀下来成为无用资本。
牛和农具便就是一个例子，把牛和农具计入户等资产里，农户便就没有养牛买农具的积极性，用到的时候候宁愿去租。这也是地方州县有大量官牛和农具的基础，不愁租不出去，而且还可以利用自己手里掌握的这部分资产，推行一些特定的政策。
哪些不计入户等资产，哪些减少占的权重，哪些要加重权重，可以从制度上调节民间资本的流向。比如牛计入，而驴不计入，则民户肯定会多养牛而少养驴，其他的一些生产资料可以据此类推。这种效果，是靠官员具体施政所不能达到的。
赵諴也道：“委实是如此，每到家耕时节，民间缺牛，为此引起的纷争不可计数。而官府手里的耕牛，又被主管的官吏赖此为奸，不独收受贿赂，而且伤害民生。不如牛不计入五等户的划分之内，劝民养民，省多少麻烦。”
徐平想了想，对在座的蔡州王质、唐州王贽和汝州的赵諴三位知州，以及孟州的李参和郑州的卢革两位通判道：“到底有哪些不宜算入五等我户的资产里，你们每个人都写份书状来，转运司参详。对了贾提刑也可以说一下，民间纷争最多的是什么，统一考虑。”
说完，又对杨告道：“你行文各州县，让他们也同样写书状来。乘着这次闰年录刚刚编完，大家的印象还都深刻，把这件事做了。我说几个原则，你们记下来，合不合适也可以提不同的意见。一是土地是重中之重，自然是第一项。但是种粮食的土地是一种，最好由转运司参详地方州县的意见，定下一个价格来，不要到了时候按粮价去估。再一个各地水土不同，官府又劝勉农民种一些作物，是不是可以打一个折扣？如此一来，可以让百姓主动地种一些合适更好的作物。而不种粮食的，如何去定价？比如桑田、芦苇荡、竹林、藕田以及养鱼养虾的这些，怎么去折扣甚至免掉。也是一样的原则，定个价下来，不要到了时间按市价让官吏去估钱数，让他们上下其手。”
赵諴笑道：“都漕如此做，是利民的好事，只是有些不容易。”
“就是不容易，才要由我们做啊。若只是安坐官衙处理些杂务，又怎么显出谁是能吏来呢。今年冬天，我要主持修河，同时把这件事做了，也显得我能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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