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想了一会，赵祯摇了摇头：“有党项的例子在，契丹国主必不肯如此做。”
当然不会这样做，契丹现在谨慎得很，处处防着宋朝进攻，哪里敢头脑一热南下。
人心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时时会影响着国政。党项的败亡，丰州的失败，正在让契丹百年来建立的对中原王朝的心理优势慢慢丧失。现在他们的信心还在，所以对宋朝的举动应对激烈。等到国力虚耗，心气没了，便就会如猛兽失去斗志，任人宰割。
杜衍走过来，拿着一道奏章道：“京西路上奏，三司与巩县的汇通社议定，三年之内汇通社制的大车，每一辆给三司五十贯钱。三年之后，减为二十贯，十年之后任其自为。”
徐平点了点头。三司本来的意思，是不分时限，孙二郎卖一辆车就给他们多少钱，徐平坚持让他们定一个期限出来，哪怕前几年收的钱多一点也可以。专利还有时限呢，怎么可以吃人家一辈子。十年的时间够长了，那时候交通工具发展到哪一步都不好说。
赵祯看过了奏章，对徐平道：“三司之场务，其利归朝廷。宰相因何一力命其让利于细民，使民夺朝廷之利？人言官不当与民争利，宰相多次辨驳，似不应如此。”
徐平道：“此次不是官让利于民，区区一个汇通社，何德何能敢代民受利？朝廷向民让利，减税可，免役可，让渡产业却不可。为何？产业离于官府，入于细民，只是几家之民而已，天下百姓何曾得利？民为天下百姓，非几家几姓，官民之利当如此分。是以官府让利，不一定是百姓得利，处置不好，天下百姓受的盘剥更重也是有的。”
不管是官不与民争利，还是国退民进，利益进的都是少数人的手里，其实做不到全民得利。这样的结果是政权失去了财源，富了一小部分人，大部人未必有好处。私人企业会比官营企业更善待员工？还是会大方地用自己的财富造福社会？显然不可能。
放出一部分官营产业到民间，目的不在这里，官方让利于民，得利的民不是政权含义下的民。一小部分人借助官方放出的产业发家，并不能真正让民得利。而且私人不需要跟政权一样承担社会义务，没有强有力的制度约事，剥削更重几乎是必然的结果。
杜衍道：“既如此，宰相为何让三司让这一部分产业于汇通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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