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利阶层靠着租和息，如果得到的收益高于生产者的利润，这些不劳而获的稳定收入从哪里来？当然还是从生产者的手中来。随着时间的发展，会越来越侵占大部分人的生产物资，甚至侵占生活物资，社会就会进入停滞。金融的病态繁荣，往往伴随着社会生产的萎靡不振，经济危机最终会消灭掉金融产业的生息能力。
徐平两世为人，除了类宗教的文明，还没有见过哪个世俗政权能够不查治乱和不得民心建立合法性。政权不查治乱，社会会自己查，最终治世越来越少，小乱变成大乱。
不同的文明，会出现不同的一些合法性的假象。比如他前世从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碎片中拣出来的平等、民主、自由、法制等等，便被一些人奉为圭臬，以为有了这些，政权的合法性就坚不可摧。实际上只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大潮一来，便消失无踪。至于多党制、议会制、总统制和君主立宪制，是更下一个层次的，合法更加脆弱。共和制和联邦制就再下一个层次，基本不会为政权提供合法性来源。这些制度，只是从文明碎片中捡出来的内容，结合各国实际，生发出来的政治结构而已。
把手段当作天然真理，最终是不会从国家发展成文明的。要么最后发展成宗教，要么就是面临不断地兴亡更替，处于不断的动荡之中。
社会主义曾经以民主为为核心建立自己的合法性来源，资本主义以自由为核心建立合法性来源，最终的结果是苏联崩溃，民主的大旗自然而然地交到了敌对阵营中去。
中国的文明，合法性的核心则是天下为公。公平、公正、公道、公开、公示、公信等等，这些跟公有关的词汇，便是文明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但最根本的，政权合法性是来自于治乱循环，来自于政权能不能得民心。天下为公，只是约束治乱，得民心采取的手段。
徐平不厌其烦地向郭谘解释着得民心的重要性，让他到地方一定要站稳立场，站在百姓的角度上，认真监督方田均税政策的执行。还告诉他，不管是兼并之家，还是自耕小农或者为人雇佣者，一样都是天下之民。对他们要从制度上示之以公，不可以有偏向。
政权没有道德倾向，既不会偏向势力人家，也不会偏向贫苦百姓。正是没有偏向，才能够向天下示之以公，建立起天下整体的道德。政权今天偏向穷人，得利的觉得这个政权拿自己当自己人，明天他变富了，又会怎么想？最终还是让天下离心离德。所以政权只要保证凭着个人努力，能够改变社会地位就可以了，不要在政策执行中偏穷人或者富人。
势力人家掌握着社会大部分资源，处于优势地位。为了小乱不至变成大乱，治乱循环平稳过渡，要对平苦百姓有偏。这个偏是在制度的制定上，而不是在制度的执行上。
郭谘很固执，他的思想里就是做事要认真，道德上当官要知民间疾苦，要为社会上的贫苦百姓说话。这当然是正确的，徐平也同样有这种想法。但是，政权不是个人展示自己道德的地方，更加不是修行的地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是个人的事，修行是自己修行。穿上了公服，个人的想法要先放到一边，按照政治的道理来行事。
徐平说得口干舌燥，郭谘听得满头大汗。一直讲了半个多时辰，徐平才算把他给说服了。到了地方要站在百姓的立场上监督，百姓里面不要再分势力人家和平苦人家，要一碗水端平，这才是朝廷示给天下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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