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有封建，指的是最基层的公吏，大多就是从那些人家出来，很多数代传承就是吃这一碗饭的。夺了他们的饭碗，一县的政事可能就此荒废。说县官难做，就是因为要在朝廷政令和下面的公吏之间找平衡，大多数人都找不好这个平衡。
观吏便知官，下面的公吏为非作歹，要么上面的官是一丘之貉，要么就是软弱无能之辈。王安石可以允许县里的公吏，在保证政令施行的基础上，为自己捞些好处。为了给自己捞好处，置朝廷政令于不顾那就不被允许了。
店主拿了账簿来，王安石放在桌上仔细查阅。导洛入汴以来，航运的通畅带来了周边商业的繁荣，前两年店里的生意非常不错。自几个月前，京西路开始工商改革，县镇的产业向州府集中，乡镇的产业向县城里面集中，这店的生意就明显不行了。最近几个月的利润远远低于以前定的祖额，店主在用自己的身家填这个窟窿。
合上账本，王安石闭目想了一会。出现了亏损，让店主到县衙去要求修改祖额是不成的。对于店主是合理的，但对于天下来说没有可行性。这个口子一开，经手的公吏就会肆无忌惮地上下其手，属于官有的产业再也收不上钱来。
命中注定要舍此一注钱财，碰上这种事情，只能算店主人倒霉。不过，祖额不可以改变，把产业卖给民间的价钱，却不能按照原来的祖额定。这处小店不交钱给官方，还是有利润的，之所以卖不掉，还是因为定价不合理。
王安石问店主人：“主人家，按着市价，这小店该卖多少才算合理？”
店主道：“回上官，依着小老儿估计，这店算一百二十贯已是极勉强，做得好了有些利息。现在县里定价二百三十贯，那是无论如何也赚不回本钱来的。”
王安石点了点头，现在小店一个月的纯利润大约是七八贯，一年不足百贯，不算房产就只值这个钱。一百二十贯店主还是向高了说，真正民间交易，卖不出这个价钱。
宋朝税赋主要是财产税，房屋是要被征税的，民间交易价格不高。这一间小店，连地带屋，也不过能卖五十贯。杂七杂八加起来，县里定二百三十贯的价格，除非强行摊派下去，不然不可能卖掉。更何况县里的定价，还不包括地价和房价，只是免租而已。
王安石对京西路的工商改革并不积极，只是被动执行，没有在这上面花心思。在他看来农业重要得多，自到巩县，精力大多都花在农业上。对官营场务抓大放小，他安排下去就没再多管，只是知道县城里的已经全部卖掉，乡下的都僵在那里，没有人买。公吏建议到了年底，让各主管用家产承买，王安石也没有表示反对。
不反对，是因为王安石以为价钱定得高了一些，但买主好坏是要赚钱的。所谓无商不奸，这些商户定然是觉得乡下产业不好卖，想拖着压低价钱。官家的钱是那么好赚的？越是这样越不能降价，到了期限，逼着各富户承买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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