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徐平意外，王安石表达的不同意见，竟然是觉得对民间放权让利不够。他以巩县为例，认为已经有了驿馆，官方的人员往来住处和酒食供应有保障，再保留官营的酒楼和邸店各一处没有必要。如果把这个市场完全放给民间，百姓得利更大。
徐平把这封书信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实在不相信这是王安石提出来的意见。在印象中可不是这样，王安石变法是把民间的工商业全部收归官有，走得比自己更远。
中国历史与欧洲有着完全不同的轨迹，在宋朝和之前的朝代，经济中不管是农业还是工商业，官方都占有巨大份额。宋朝是一个顶峰，王安石变法直接把工业、商业和金融业几乎全部收归官有。同时在乡村推行保甲法，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
如果徐平要借鉴他前世新中国刚建国时的做法，在这个时代完全可以推行下去，王安石实际上已经做过了。那次变法的问题，是把经济权力收上来之后，没有用这些钱发展社会生产，而只是让国家掌握了经济命脉。庞大的改革，真正与发展有关的，只有农田水利法等了了几项措施。生产发展不了，改革必然被旧党反对，这种反对有社会基础。
如果徐平记得他前世整套的工业技术，完全可以提前几十年做王安石变法的事。农村分田之后实行保甲法，利用工农业剪刀差，最快的速度发展工业。到徐平年迈的时候，说不定就可以开始星辰大海了。出去殖民的收益，极大可能比不上集中精力发展中国本土的收益。那样的结果，就是在中国建了个地上神国，其他地方全是原料产地。把经济的大部分收归官有，在这个时代，并没有制度和思想上的阻力。
当文明大潮冲击全世界的时候，会让很多人产生错觉，以为全世界所有地方的发展进程都是一样的。蒙古人打下了亚欧大陆的绝大部分土地，当时很有可能，大多数人也认为他们那一套奴隶代理制能够千秋万代。实际上只有几百年，这一切便消失在历史长河里。
用封建社会指代一个历史时期，来分析历史，应该是大致准确的。但那要封建是真的封建，像中国这种，从秦朝之后便就告别封建，必然是另一种形态，另一种进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个生产力是相对的，与人的欲望有关，而不是绝对的。欧洲人认为历史有一个明确终点，是他们一神制文明的惯性，只是他们那样认为而已。
王安石提出的意见让徐平诧异，是因为他现在的看法跟历史上学来的不同。他提出这种意见来，就说明这个时候他的思想跟司马光那些人没有什么差别。徐平不知道，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让王安石后来的思想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想来想去，徐平决定给王安石回一封信。
这种思想，要从春秋时期的齐国名相管仲说起。当然有可能可以上溯到更加久远的时间，徐平说不清楚，也没有必要。思想发端付诸行动从管仲，到百里奚，再到桑弘羊，汉武帝时的盐铁法最终大成。简单来说，就是为了掌控天下，朝廷要执国柄。盐铁不只是对特定商品的专卖制度，而是为了让政权掌握经济命脉，由政权直接掌握一部分经济活动。
国进民退，国退民进，徐平前世经常听到的这一句话，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讲了两千年。从洋人的制度出发来发议论完全不得要领，这是中国政治文明的一部分，即政权要想稳定则要掌控天下权柄。盐铁握经济权柄，察举制和科举制握文化权柄，唯一的问题是还没有找到握军事权柄的办法。征兵制和府兵制都因各种原因难以为继，新的军事制度不能解决问题，最终成了禁军的各种怪象。军制改革，说穿了，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将校培养制度，由政权握住军事权柄，从而可以放手发展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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