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照这样的道理，那岂不是文明永远打不过野蛮，大家返祖算了。
政治文明中，对政权有一套一以贯之的道理，合于这个道理的制度和施政，才能够施行下去。从开始选人才的第一步，便就开始贯穿这套道理，一直到最后的行政措施。通过长处累月的政治行为，这套道理与人心相呼应，最后形成牢不可破的群体文明。
这就是徐平所说的，公事中，没有我觉得。穿上公服为扮，按照道理定制度，定施政措施为演。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去除个人的想法，一切按照治国之理来进行。
范仲淹错把圣贤政治当成了君子个人修行，在思想意识上，确实还没有满足做宰相的要求。历史上他行庆历新政，就是让宰执分治省事，也就是一人管朝政的一块，以此提高行政效率。如此做看似很美好，却让政事堂名存实亡，失去最后把关的作用。政治中没有了一以贯之的治国之理，政治必然一片混乱，会迅速销蚀政权的合法性。
庆历新政失败，后人归于吕夷简等保守派的打压破坏，是在失去政治道理后，非要找忠臣奸臣。这个年代哪来的忠臣奸臣？个人操守或有不同，但只是各人正位或失职，非关忠臣奸臣的事。不明道理则惑，惑而不解疑心生暗鬼，把人的文明政治解成了鬼神世界。
此时政事堂里的人，对道理或有未通之处，但都知道以理治国，对徐平的话并无疑义。
章得象道：“日前圣上访进士取士，诗、赋、策、论先后。叶清臣言，查唐朝取进士旧制，先策，次论，次赋，次帖经、墨义，似较为稳妥。”
徐平道：“朝廷取进士，选贤也，通治国之理者用之。科举之制，其来有自，查其源当起自两汉察举之制。两汉为何用察举？因其以昭昭天命，大镜悬天而解民于政之惑。以天命治天下，则民间必有知天命之贤士大夫，以此查而举之，与其共治天下，此汉之朝廷不敢违天之意也。两汉其国得自天命，是以天子必孝于天，天则佑之。以廉治国，不敢欺天是也。是故汉之察举，为举孝廉，为学者不得不查。”
“董仲舒一儒生，为求进用，曲改阿附，以天命代人心，使汉借周德。汉兴于此，亦亡于此也。此天命，终是借来，借来者岂可久守也？以民声而应天命，王莽代汉，终至天下大乱。光武帝神武英资，中兴汉室，鉴王莽之祸，后汉天命不查民声，而求之谶纬。谶纬达天命，终是伪诈，以伪诈者为真则国必为人所盗。后汉末年，天下之权渐移入豪室门阀之手中也，天子仅拱手听命之木偶尔。此天命之伪，天下已历历在目，后来者再建天命已无可能。是故自隋起，执政者渐知天命不可复，终求周之真德。德散化仁义入民间，科举代察举之制，此其义也。欲以科举求世间知仁义道理之贤士大夫，以共治天下。”
“何谓周德？朝廷为天，民心为地，立制度施政治事，使朝廷达于民心。天地相合则德立，德立天下自治。不知民心则有天而无地，地若不存，天又安在？天地之间再无一物可存也。策者，论者，皆朝廷之政也。诗赋者，民之声也。帖经、墨义，古人之道理所存也。以此知之，当先策，次诗赋，次论，以帖经墨义结之。”
“为学者当知策、论、诗、赋，其来有自，非文学之谓也，实治国之道也。进士之诗赋不可只查其四六、韵律，此必拟民声而为之。是故，策以拟朝廷之政，诗赋拟民之声而应此策，论则对其论治国之理。此三者通，才可为暂通治国之理，为朝廷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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