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平神色不变，捧笏道：“所谓夺，是要把天下的剩余之物，从势力人家的手里夺过来。夺不是去抢势力人家的东西，也不是去抢他们的钱财，甚至朝廷做得好了，最后他们也能够得利。夺，就是在力耕之家产出的剩余之物中，朝廷多拿一些，势力人家少拿一些。”
见赵祯还是神色严肃，徐平接着道：“迂阔之人，在讲天下兼并过烈，小民难以存活的时候，总是说天下道德不修，坏人过多，以致如此。臣以为不然。天下之事，岂能归于人心好坏？归于人心好坏，则天下一切乱政，都只要朝廷修道德，行教化。数千年来，可有真地凭教化而解天下危机存亡的？有不劳而获、少取多予者，天下难为就不可免。真正不劳而获的坏人，就为寇盗，绳之以法可也。尚有依朝廷法度，不劳而获者，如兼并收租放贷收息之类。纵然如此做的是大善人，收租取息也同样是天下之财聚于其手中，一日甚于一日。土地产出仍是那么多，而地租不减，放贷之利息越来越高，高出来的利息从哪里来？还是从力耕小民的身上来。最早雇人耕种收地租，放贷取利息，无非是与朝廷分小民的剩余之物。等到地租越收越多，利息越来越高，取的就不只是剩余之物，而是小民的生存和生产之物。取小民的生存之物，则难以存活，流离失所，冻饿而死是也。取小民的生产之物，则田土不耕，遍地荒芜是也。故与势力之家夺天下剩余之物，不是抢其财产，而是要给小民以存活，耕田土而治生产也。臣所谓夺，是天下剩余之物要到朝廷手中。”
听到这里，赵祯的脸色才缓和下来。徐平说的夺，其实宋朝一直在做，乡间的五等户制即是，城厢除分户等制外，还有无所不在的官营，然后令人指射，官府从中分工商业的利润。这些手段，都是在从势力之家手中夺取社会生产的剩余。
农业生产的剩余通过地租和利息到了剥削者手中，工业生产的剩余通过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者加上金融手段集中到剥削者手中，哪怕地主和资本家各个都是大善人，这种趋势也不会逆转。终有一天，剥削者侵占的就不再是剩余，而是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整个社会的危机必然会产生。更不要说，从剥削者中找善人实在不容易，要让他们变成善人就更加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把剥削认为是天经地义，被剥削者做牛做马，不但不会让剥削者知足，反而会变本加厉。把社会分阶层，把人分等，只是温和手段，最后终将会退化到奴隶社会，从占有被剥削者的财产，到完全占有被剥削者的人，他们的一切。危机一旦到了剥削者开始向生存资料和生产资料下手的时候，如果政权不进行调整，会突然恶化，因为此时剥削者相互之间的争夺会变得激烈，压迫和剥削更加穷凶极恶。
政权出现，就是要改变这种社会退化的趋势，在危机来临的时候，进行调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摊开来说，就是剥削的手段和促进社会生产扩大的各种因素。生产力越发展，社会生产便就扩大，剥削手段开始从全部占有奴隶的一切，变成了通过地租和利息。进入工业社会，变成了占有剩余价值和使用金融手段。这是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而剥削者把社会生产的成果大部攫取到自己手中，最终开始吞噬生存和生产资料，生产关系就开始起反作用力了。不进则退，没有革命和调和，退到奴隶社会也属正常。
如果认为政权没有调和性，则这种矛盾冲突最终是要通过暴力革命来解决。如果承认政权有调和性，则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变法和改革。
宋朝在巨大的财政压力之下，对社会上剥削者中的最大多数，即势力人家，一直进行着抑和夺。不然，为了养军的庞大费用，整个社会早就民不聊生了。宋朝的问题是抑和夺之后，官方收了这些钱上来，没有用于生产和生活，而是用在了养军上面。养军几乎对生产没有帮助，军队又不能真正保家卫国，更加不能开疆拓土，这些财富相当于白白扔掉了。
消费可以拉动经济增长，那并不是绝对的。财富越集中，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就越小。从奴隶主到庄园主，社会财富高度集中，社会前进的脚步缓慢无比。
随着西北党项的覆灭，对契丹的胜利，宋朝的生存压力已经变小。而随着三司场务带起来的生产大发展，社会的财富在增加，讲起来，现在应该是一个压力较小的时刻。
如果徐平不进行改革，把省下来的钱和增加的财富引导到正确的方向去，接下来就会出现一场全民大狂欢。财政压力减小，官营的很多产业再没必要，会开放到社会上去，自然大多会流入势力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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