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平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这件事情闹起来，肯定又有人说里正衙前的役太重，想办法废了这差役。雇役法也不是王安石凭空想出来的，实际上在他之前就有许多人讨论提出过，便就是被这些事情闹的。
说起来这种差役并不合理，摊在头上几乎就是个向官府扔钱的无底洞，碰上个刻薄的官员闹得倾家荡产是很平常的事情。但取消了必须要有相应更完善的政策配套出来，不能一废了之，雇役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这个年代宋朝的税赋实际上是累进制的，不过不像徐平前世是按收入累进，而是按照资产累进。资产越多的人交的税承担得赋役越重，这一点有其先进合理性，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增加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也有利于减小大的社会动荡。虽然这种小的风波不断，但哄动天下的乱子也不容易闹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徐平是认可这种累进税制，只是一些细节需要改变。
至于牵扯在里面的王沿，徐平倒不放在心上，说来说去就是他倒霉罢了。到了穷乡僻壤还讲究什么吃喝，好坏凑合过去就算了。认真说起来也不能说王沿过分，不管是哪朝哪代，王沿这种大官到了乡下，喝点酒吃点肉并不算是多过分的要求。
这就是为什么要求官员从基层做起，只有经历过了底下的艰难，才会有做官的经验。这经验不是知道什么事情要怎么做，有什么前例可循，那不过是老吏罢了。真正的经验是要清楚地知道，自己每下一道命令，做一件事会产生什么后果，在什么时候应该小心谨慎，什么时候可以随意一些，尽最大努力避开这些官场上的地雷。
这一带都是不怎么富裕的小县，平时承担的劳役又重，地方物资贫乏，就是乡村里的大户，认真说起来还比不上江南两浙一带的中产之家。你一讲究吃喝，哪怕就是要吃两只鸡，到了富户家里也是了不得的财产，不定惹出什么事来。
这也是为什么这次出来，从一到河阴县，徐平一直严格自律，就是自己要吃点什么东西，也一再交待一定要用实钱去买，绝不能从地方上巧取豪夺。当日鲁芳带人去买两只孟州猪，便就是因为徐平要求得严，一定要公平买卖花钱买回来才行。
换一个地方，徐平也未必就会这样，到了两浙，地方清汤寡水地招待他也不会愿意。因为那里是富裕地方，随便乡下大户都酒肉不缺，招待自己差了就是瞧不起自己。
但这一带不行，像王沿这样，稍微讲究一点，就把自己陷进了人命官司里。
这条人命虽然是家务纠纷，却是因为给王沿准备酒食而起，他脱不了干系。人命关天，有人突然横死地方上不敢隐瞒，必须立即报官。到了县里，张大有也不敢把事情压下来，一样要报到京西路的转运使司和提刑司，要报到朝廷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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