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中大量的其他罪行，都会注明到了什么程度与盗贼同，还是按照治理盗贼的原则来惩罚。把经济案件一股脑全部算成刑事案件，在商业不发达的时候还可以说得过去，简化法律规条，但商业繁荣起来这样做就不合理了。
商业行为中各种说不清楚的违法违规数不胜数，如果都按刑事犯罪那样，不仅仅是处罚过重的问题，而且审理起来旷日持久，势必会影响商业的繁荣。但是法律规条不改，也不敢快审快判。刑律动不动就流几千里，甚至杀头破家，一旦有错就无法挽回，审理的官员在会被追责的情况下必然束手束脚。
看来，商业要想正常发展，还要有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不然终究会出乱子。现在还只是三司自己发力，一旦把民间的商业行为也带动起来，这问题可就突出了。
李参就是觉得童七郎的案子难以下手，才来问徐平。若想重判，没有适用的法律规条，李参又没有法外施刑的魄力，当然他也没有那个资历与声望。
徐平是有的，李参正是想让徐平把事情担起来，对童七郎法外施刑，一了百了地解决河阴县这里的乱局。
法律定出来并不是死的，终究只是个参照而已，官员并不一定要完全按照法律判案，只要你的理由能够得到上司和百姓的认可就行。像春秋决狱之类，法外施刑，一事一议，以后其他案件不能援引成例而已。
但要这样做，官员自身资格要过硬，让别人说不出话来。
像张咏为崇阳知县，管库小吏带一文钱出来，被发现之后向张咏叫板：“一钱何足道，乃杖我耶？尔能杖我，不能斩我也！”便就是当时规定，盗罪一贯以上才能处斩，一文钱按律最多就是杖刑而已，而且张咏作为知县只能判杖刑以下的案子。
结果张咏留下了那流传千年的判词：“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然后亲自持剑斩了小吏。
这是典型的法外施刑，哪怕就是在当年的太宗时候，也没有人认为张咏说的判词把盗钱数额弄到一贯以上就合法了，那只是一个借口而已。事后张咏没有因为此事受到处罚，只是上下都认可了他的做法。当时正是进士大规模地扩招，而且被重用的时候，宋太宗正要借这件事确立进士们的地位和权威，同时打压胥吏而已。
李参恩荫入仕，法外判刑他还没有这个资格，他下面的孟州僚佐就更加没有。
徐平是一等进士出身，龙图阁待制，永宁郡侯，而且圣眷正隆，铁了心要处置童七郎，完全可以像当年的张咏那样，对童七郎法外施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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