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士逊被徐平气得满脸通红，但偏偏又没有话来反驳。实际上，按照官僚们的习惯，也不需要反驳。我做事既不需要你的同意，也不在乎你的反对，为什么要反驳？
徐平没有什么表情，实际上他自己都有点麻木。面对顽固至极的官僚系统，他自己也做得举步维艰，三司哪怕就是经过了大规模的人员更换，做事也还是不容易。
你对办事的公吏说，这件事情应该这么办，公吏马上告诉你，按照惯例是怎么样的，哪一年哪一月，朝廷哪道诏书，哪道敕令，或者是哪位长官，定下来了这种事情应该这么办。如果你说，不要管那些惯例，按照我说的办。好，公吏绝对不会跟你回嘴争论，转身就按你说的办了。但是，后边遇到的事情，你不指示，他就不做，因为你说了不要管以往的惯例了。然后就是大量的事情卡在这个衙门，公文堆积如山。
任你聪明绝顶，初到这种衙门，都要头大如斗。
强势的官员，上任后经常会重新编修条例，如丁谓重修的《三司条例》和《景德农田敕》。没有这些条例，衙门就会瘫痪。
徐平现在的问题，是重修条例就引起反弹，有人认为他是第二个丁谓。不重新编修条例，做事情就像在泥田里跋涉，一步难似一步。
不管是张士逊，还是李咨，都不是那种愚蠢无能的官员，但把他们一起塞进枢密院里，枢密院就还是那个无能至极的衙门。
范仲淹顶着巨大的压力，要掀翻吕夷简，认为吕夷简奸邪固然是一方面，但也跟他认为吕夷简是造成这种局面的罪魁祸首有关。
赵祯一再提高台谏言官的地位，也跟他对这种局面既不满又无奈有关。
大家都没有办法的事情，徐平回京才不过一年，又能有什么妙计？
见局面尴尬，王曾道：“徐平在邕州，面对交趾，以一州之力扬朝廷国威，武功前所未有，如今锐气尚在，此是朝廷之福。当年西南之交趾，又何尝不是今日西北之党项？徐徐图之，枢密院没有具体的应对，也是实情。但是，到底该怎么做，枢密院做起来也难，分寸他们难以拿捏。不如这样，此事过后，由各大臣集议如何？”
吕夷简道：“王相公说得有理，还是留待日后集议，今天先讲党项细作如何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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