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朝历代，财政上宋朝是个另类，严重依赖工商业收入和变相的人头税征榷收入，特立独行格外显眼。徐平本来也很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直到他坐上了通判的位子，自己打理一州财政，才恍惚有些明白。
两税作为正税，在财政收入中的地位自然最重要，当徐平打开两税的账籍，一道咸平元年真宗皇帝给三司的诏书抄本便映入眼帘。
“方域至广，邦赋实繁。责在有司，抑惟前典。今逋逃罕复，租调弗均，关市之征，逮于山泽之产，咸助军国之资。宜令三司使以下，同经度件析以闻。岁用所额，无俾有阙，勿得增加赋敛，重困黎元。”
凡是宋朝主持两税工作的，必须以这道诏书为准，最关键的就是最后一句话，不管朝廷财政盈余还是亏欠，不许增加赋敛。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永不加赋”。
这四个字是徐平前世从金庸的小说里见到的，吹得天花乱缀，好像绝世秘籍一般造就了康熙这个千古一帝。实际上康熙的永不加赋指的是人丁税，其它的税种加起来一点都不含糊。这个税种在宋朝是没有的，而且清政府只执行了二三十年，就被他儿子雍正摊丁入亩变相废除了。
没什么人提起的宋朝永不加赋政策却被执行得非常彻底，而且不是指的每亩的两税负担，而是两税的以州军计的总额。换句话说，开垦荒地，下等田变成上等田，技术发展亩产量提高，每一州的赋税总额都不变，这些措施带来的好处都留在了民间。终两宋三百多年，两税总额以州军计算基本只有减少，没有增加，更不要说中央层面了。每次方田均税，基本是以均税而不增税为前提才能推行下去，王安石变法也不能例外。
在徐平看来，这只能是理想主义者的荒唐措施，依据现实条件调节赋税才是正常的。然而在宋朝，这却是天条，容不得任何挑战。
两税额度固定下来，朝廷用度却不断增加，官府便只好向工商税和征榷收入努力，这便是宋朝特立独行的根本原因。等到了这些收入也不能满足支出的时候，便开始增加苛捐杂税。朱熹有名言：“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其实不仅是古者刻剥之法，到了南宋的困难时期，朝廷为了增加收入官员们想出的各种名目天马行空，想象力突破天际，让后人也是叹为观止。
在宋朝前期，永不加赋的政策大大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使官僚制度和社会经济管理各方面都远远超出了时代，后世的元明清三朝都难望其项背。而到了宋朝后期，这一制度又使中央失去了对地方财政的掌控，整个国家财政都在崩溃边缘徘徊。
宋朝地方官员的考核，知州首重司法，无冤狱为基本追求，如果能够平反冤案使五人以上活命，就可以官升一阶。而通判则首重财赋，要求上供钱粮能够及时交上，司法民政是次一等的考核目标。
徐平既然走上了这条路，当然也希望尽快升官，便要在财政收入上想办法。邕州这个地方赋税极低，上供财物仅是意思一下而已，需要与周围好几个州合起来才值得往京城运输一趟。实际上整个广南西路，是宋朝除了战争时期的边疆地区之外，惟一养活不了自己的地方，常年要从两湖输入百万贯左右的钱物才能维持，徐平要想获得政绩实现本地财政平衡是第一要务。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