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两个都是山西人。
无论是孔天胤，还是王家屏，提出《金瓶梅》极有可能是山西人所写，当然不是毫无根据，更不是山西人为山西脸上贴金。
提出作者是王家屏，朱翊镠记得是这样分析的。
从情理上讲，《金瓶梅》是以山东为写作背景，人物也主要是山东人。按照“家丑不可外扬”的习惯，假如山东籍贯的作者，把山东男人写成淫棍，把女人写成荡妇，恐怕有悖情理。
根据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包括各位作家的写作心态，只愿以家乡的英雄为荣，而不愿以家乡的恶人为耻。
所以，再愚蠢的作者，也会来一个伪托，不写自己的出生地。
而《金瓶梅》，全书只写了两个山西人，一个救了无辜者一命，一个促使恶人死亡。
《金瓶梅》这种贬鲁褒晋的倾向反映了作者很可能是山西人。
从地理上看，《金瓶梅》尽管是以山东为背景，但作者对山东的地理概念却非常模糊，而对山西的雁北倒十分熟悉。比如本应描述周统制去山东高阳关防守，却由于作者笔误，写成了作者熟悉的家乡雁门关景色。而从书中描绘的房屋建筑布局来看，实属典型的山西雁北地区的风格。
甚至连骂人的话“毛司的砖儿——又臭又硬”用的都是雁北的歇后语，雁北人至今称坑厕为“毛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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