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大顺立的这个大义，是以天下、社稷、国家、朝廷为大的。
这种道德空谈的东西，一旦出现了“大道德、小道德”的争论，也就意味着陷入了功利之中。
而这偏偏又是符合明末差点亡天下之后的反思，义要于功利上体现，不要空谈扯犊子。
但同样的，功利的主体是谁？
谁的功？
谁的利？
既是选择了保天下，就是在保一个抽象的东西，不具体到哪些人的功、哪个阶层的利，那就怎么抽象怎么来呗。
由此，为了符合皇权的利益，也就逐渐扭曲成朝廷的需要，就是符合大义的。
说白了，这就是一场畸形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只是大顺把先后顺序、大小顺序，调整了一下。
譬如这一次盐政改革之前的许多年，大顺扭转了从万历三十几年就开始出现的关于“盐税不对”的思想混乱。通过“大义”为名，解释了征收盐税是大义，而不征盐税是小义，大义要让位于小义，并且神奇地解释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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