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用了永嘉永康的浙东学派为正统学问，可怎么说也是儒学的范畴。义利之辨不是墨家那一套纯粹的功利，而是必须要把利藏在义的大旗之下。
北儒一派的加平章事对此也是认同，便顺着皇帝的话道：“臣以为，陛下所言‘以霸道、兴王道’正是正途。”
“如宋时朱熹评王荆公：意欲富国强兵，然后行礼义；不知未富强，人才风俗已先坏了！而王荆公以必先富国强兵，然后可行礼义。这其中的区别，便是用霸道而兴王道？还是内圣而外王？”
“朱熹所谓‘须是自闺门衽席之微，积累到熏蒸洋溢，天下无一民一物不被其化’，其言听起来似乎有理，可细想来，却是空谈的学问。”
“教化自然是要教化的，但需得内无战祸、外敌降服。否则正教化着呢，金兵到了汴梁城、东虏攻到青州府，难道要用教化退敌吗？以策论所言，我朝断还没到可以安然教化的时候。”
“天子者，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如今这天下周寰八万里，陛下居于中国，教化四夷，此昭昭天命也！”
“非以霸道不可为之。然陛下本心，还是为了兴王道。霸道不过术尔，亦是武侯有仁德之心而用申商之术意。”
“是以这篇策论，虽少仁德，却可用其术。论及见识，又的确给人启发，虽不言醍醐灌顶，但亦可算有所得。”
“况且，科举以王道、武德宫以霸道，王霸并用，此太宗遗训。臣以为，这篇策论，倒可算作史论之魁首。”
大顺既用事功之学，又小范围内复三舍法，这王安石的评价在官方层面上，是比之前几乎快要与秦桧并列的程度正面了许多。
北派儒学在反理学之外，也有很大程度受了王安石新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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