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顾炎武等人，对于明末文人“空谈心性、不干正事”的行为深恶痛绝，以为此是明末乱局的根源。
顾炎武说的还客气的，说以一个人改变天下的风气，宋时有王安石的新学，今有王阳明的良知。想要拨乱世反诸正，只能待后来人了。
王夫之直接不客气，称呼王阳明为“江左王氏”，说他阳儒阴佛、诬圣邪说。要对明末士大夫不干正事、整天想着悟道成圣负责。
王安石的评价，一直都是人品过硬、才能过硬，但是带坏了风气。这些人化用此事让王阳明背锅，一脉相承，认可其水平，但总需要一个背锅侠。
这些人批判了一番后，发现朝廷居然在武德宫以及下属的营学，复用了王安石的三舍法，科考去《中庸》，也不用朱子的注释。
舆论渐渐转向，转而又去让朱熹背这口大锅。可有想让背锅的，就有想让其不背的。
明末心学打开了理学的禁锢，可也如同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带来了享乐主义、放纵主义，道德沦丧等等问题。
物极必反之下，一些人又认为放纵是不对的，应该加大道德主义，理学礼教不但不应被废，还应该加强才是。
加之天主教在华传播，一部分人又想着“以耶补儒”，把天主教十诫和礼教融合起来。
甚至有人琢磨，我天主教在中华打不过儒家，我还打不过佛教吗？
取代儒教不可能，那为什么不取代佛教，成为和儒家关系最近的补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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