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些技术性的问题外，弗勒里在死前，还想要了解一下“中国式的发展模式”，尤其是中国古代对手工业的控制、促进和税收状况。看看是否可以“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法国和英国、荷兰，在经济上走的不是同一条路。
科尔贝尔的一系列政策，延续至今，若以大顺这边的人看来，自是觉得颇为熟悉，至少比英国、荷兰那一套，要熟悉的多。
比如此时的财务总监菲利贝尔，极力促成的“法直道”建设——以巴黎为中心，修筑四通八达的道路，每个法国非特权阶层，每年都要为修路服役两周，征发劳役。
比如此时他极力促成的“运河计划”。征发民夫，修建运河，连续挖通了圣昆廷运河，连接了几条大河，提升了基建和运输水平。
这些运河和公路网，以及修建这些公路网和运河的测绘准备，是法革时代精确的卡西尼地图的基础，没有这个时代打下的公路基建，也就没有那份精确的卡西尼地图。
在《双雄记》里，大仲马写道“桌子上摊着一张卡西尼的地图，这上面连最小的崎岖小道都能找到”。
于是法国公众“看到”他们的国家，并且从国家意识的最早地图显现中认同他们的国家、找到他们的家园、生活的村庄、城镇，明白自己生活的地方叫做法国。
地图上的每一寸土地界定为法兰西，将人民和土地绑定在一起，不是向一位君主效忠，而是忠诚于一个非人格的、想象的国家共同体，它叫作法兰西。这是后来义务教育课堂墙上多半挂地图的起源。
又比如法国一直颇为重要的“官营手工业”，当然在法国这边，叫“王家手工工场”，都是由王室专营，工匠虽然不是匠籍，但法国官营手工业的比例一直很高，和英荷那一套完全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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