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要知道，在大顺，他们称当年阿方索六世送去的狮子为‘贡礼’，澳门也默认了这一切；但实际上，在欧洲，葡萄牙人为了民族尊严，说的是外交礼物。”
“刘钰肯定是明白朝贡和外交的区别的，他一定会在阿姆斯特丹把这件事挑明的。到时候，荷兰的爱国情绪，也绝对不会接受‘勘合贸易’这个说法的。这关乎到民族的尊严、国家的荣誉。”
“之前为了允许贸易，我们也去过京城，也是用朝贡的名义。但是，我们都明白，却没有人会把实情告诉荷兰的市民。这个烂伤疤如果被刘钰直接挑明，那么实际上，勘合贸易肯定会被联省会议否决的。”
“但我听刘钰的意思，要么对等外交、关税平等；要么不平等外交，接受朝贡名义。”
“他不会允许我们又占了名誉、又得了实利的。”
“这一点，我可以向您保证，他绝对不是一个会吃亏的人。这不是因为在天津他殴打我们使团，以至我有的偏见。”
对中国、对刘钰的了解，远比瓦尔克尼尔深的菲利普斯，心里很清楚：此时的贸易在外交层面上，就是不平等的。大顺要求对等关税，才算是平等外交。
可现在荷兰，甚至整个欧洲弥漫的，都是一种对好望角以东诸国的“理所当然的流氓心态”：我可以要求你打开国门，但我不允许你们来我国卖货，只允许我们的东印度公司专卖。
这种心态、这种手段，一直以来无往不利，以至于成为了一种理所当然，似乎自该如此。
然而一旦遇到大顺这样的异类，问题也就随之出现了。
一个是理所当然的流氓心态；一个是天朝上国的骄傲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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