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事情是好？是坏？是支持？是反对？是盛赞？是怒斥？这是官方学问的意义之所在。
同样的寡妇改嫁，在先秦、在汉、在唐、在宋、在明、在顺、后世，完全是不一样的评价。譬如李清照，都成为了“不贞砀妇”。
又譬如崇祯，对唐太宗的种种不道德行为嗤之以鼻，认为拿唐太宗和自己比是侮辱了自己。但若在后世，对崇祯最多也就是“同情”，可哪怕再同情、再感同身受、再哀其生不逢时，也没人问一句：当皇帝，是崇祯强，还是李二强？
同样的，如果工商业发展起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事，该怎么定性？以及，该怎么处置？
巴达维亚糖厂的事，荷兰那边的情况，是默许使用奴工，最终认为反抗者是首罪。
而如刑政府尚书所言，若在大顺治下，首罪是随意加税的总督、次罪是糖厂承包者，奴工排到最后，基本可以安个“打渔杀家”的定性。
再比如郁金香泡沫、南海泡沫、密西西比泡沫，欧洲那边肯定是愿赌服输，赔了别哭，爱上吊上吊、爱自杀自杀。
但在大顺这边，多半就是以“把持行市”罪，逮捕炒作者、抓捕发起者，众人闹腾起来，多半也就是将趁机大发其财者的利润分出一部分，以安抚众人之心。
这样的区别只是冰山一角，或如名臣海刚峰，如果郁金香泡沫发生在其治下，会怎么处理？或者巴达维亚糖厂用奴工之事，其又会怎么处理？
这就是所谓“道”。
《春秋》可以决狱，但如果有人要用《夏冬》决狱呢？要用《墨子》决狱呢？要用《荀子》决狱呢？要用《韩非子》决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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