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或，尔等不修德政，压迫甚重，乃至其不得不反？你们到底做了什么，逼迫的天子赤子竟要做出起义兵的事？”
“天子命我前来，正是要问个清楚。”
大顺有自己的政治正确，这和大顺得国的过程有直接关系。
虽然说其实李家皇帝也不喜欢百姓造反，但是考虑到自己的合法性问题，在这种事上也只能采取“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态度。
活不下去造反对不对？当然对，不然大顺的合法性就有问题了，李家就是一群反贼了。
但是，具体到大顺这边的起义，那就要具体来说。大顺也不多个蛋，农民起义当然是有的，抽象的肯定之余，具体必然是否定的，该杀的杀、该抓的抓，该凌迟的也一样不手软。
汉文帝时候，尚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以可以不争论。可大顺这时候儒家已经成为唯一的思想，那就只好搞这种抽象具体的双标。
问题是这里是南洋，不是大顺。华人造反，皇帝手里有海军，自信将来控得住，这时候自然肯定是要先问一问巴达维亚政府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以至于同舟皆敌？
这话还是在天朝的那一套框架内说的，连富光等人听得懂，也觉得这么问很正常，甚至正常的思维都该是这样的。
实际上这一套框架，历朝历代说都没啥问题，只要控制在“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角度上，各朝对“鼓动造反”的书、戏文一般都是相对宽容的。
但宽容的前提，是不能触动制度本身，是要在制度框架内，适当允许杀个贪官污吏，等着青天大老爷或者钦差大人来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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