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采取暴力手段，维系其中的利益。而为了维护暴力统治的成本，又不得不追求暴利。
不管是疯狂地在印尼砍香料树维持“供小于求”的高价；还是压榨蔗糖价格严查走私不准私卖，都是因为荷兰不能把印尼当成倾销地，而只能搞这种最低级的殖民政策。
大顺不同，此时的手工业，若是英法没有极端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政策，是真的能把英法的手工业彻底冲垮的。
皇帝需要的是垄断紫胶、香料、苏木，这需要延续荷兰人对爪哇人的统治方式。
而华人需要的是土改、分地、自由经营和废弃包税制。
甲必丹和雷珍兰们的利益，不是华人的多数利益。
就算收回了巴达维亚，刘钰对巴达维亚的态度也很坚决：不允许巴达维亚的地头蛇依旧控制着巴达维亚，不管是甲必丹还是雷珍兰，通通都得消除。
好在巴达维亚的绝大多数华人从事的是蔗糖行业，不是香料和紫胶等一系列热带特产的种植和栽培。
占了华人绝大多数的贫苦雇工的利益，和皇帝的利益，并不冲突，这就有了一个居中调节政策的环境。
刘钰现在只能确定，连怀观有反抗荷兰人之心，但却不知道他是站在谁的利益上去反抗荷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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