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问题。
这也是个“我大顺自有国情在此”的特殊情况。
一来东西洋贸易是大顺的发钞行。每年的增值足够支撑大顺缓步的工商业发展了，其余别的地方的猫爱来不来，不差那么几个，自己在家乡买地收租放高利贷去吧。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二来，虽说相对于买地和放高利贷，真要是高投入降低股息分红，算是剩馒头。但比剩馒头强的，就咸鱼和腊肉，剩下的还不如剩馒头呢。
三来，12%的年息，大顺投资的士绅或许还要捏着鼻子，觉得冤。可放在此时的世界金融中心阿姆斯特丹，12%的年息，能被投资者把门槛挤破了。至少大顺不怕资本外流，反正刘钰不信哪个傻子会宁买自由的、5%的英国国债，也不买大顺官方监管的12%到15%的干涉股。
四来，大顺特殊的手工业畸形发达，人力成本极低，平均日工资是伦敦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粮食价格以白银计也是其三分之一，使得大顺只要打开欧洲市场的销路，资本积累就源源不断，已有的基础足够，而不需要别处士绅的投资了。
毕竟这是个棉布贸易战中，靠纯粹手工业，与英国蒸汽机从1767瓦特年对冲到1890年代，手工纺织业居然只崩了一半——手工纺肯定崩了，手工织却因为纺崩了纱便宜而大发展，以至于到甲午战争开打的前一年，南通土布居然靠着机器棉纱反推了一波几乎无关税的洋布——的神奇的勤劳国度。
【没有比下述事实个能说明我们的纺织品在中国的困境：在‘条约’签订后，实际上运往伦敦的生丝，用的是最上等的曼彻斯特棉布包装的。因为那是在江苏所能找到的最无价值的包装品——比他们本地人常用做包装的杭州粗棉布，还要无价值。】
大顺的特殊国情、特殊的货币发行渠道、特殊的资本增值速度、特殊的人力成本优势，使得这一套政策只能在大顺用，用在别处还真就不行。
用在荷兰，不要说搞这么“严苛”的管制政策，就是把不禁金银出口流动这一条改了，明天伦敦就成金融中心了。
大顺现行的工商业政策，是“朝廷允许商人赚钱、鼓励商人赚钱，但只允许商人在朝廷希望商人赚钱的地方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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