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直白地解释我们的不同，因为公使大人也是有爵位的贵族，有自己的土地。
我不好说的太清楚，羊毛和呢绒贸易，支撑了英格兰的土地地租。而谁敢动英格兰的土地地租，谁就会被贵族们反对。我们东印度公司面临的困境，实际上是工业资本的作坊主和土地贵族们一起来压制我们，我们很难胜利。
这或许会触动公使大人的敏感的尊严——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为祖国、为荣誉、为贵族的荣耀、为忠诚、为情怀而工作和从政，坚决不肯承认他们是为了地租而奋斗。
实际上，伦敦街头悄悄流传的小报、社论，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沃波尔政府主导的间接税改革，之所以遭到前所未有的反对，根本原因是因为英国的大部分土地的经营模式，是依靠农业雇工来完成的。
首相试图讨好土地贵族，降低农业税、提升间接税。但实际上，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没有深入了解英国的土地经营模式。
他犯了和我们在中国外交与贸易上一样的错误，自以为是。
间接税酒类等消费税的提升，意味着农业雇工成本的提升。
在大量土地采取农业雇工制的时候，提升间接税消费税，等同于提升雇工成本。这是中国故事里的朝三暮四、朝四暮三。
反对沃波尔的许多人，只是因为波沃尔的改革增加了他们的雇工成本，使得土地收益降低。但他们决绝承认这一点，并用各种各样的理由——但不会提及他们的利益受损——来反对这一项政策。
这和中国的士大夫们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对改革的反对，从来不会承认是因为改革触动了他们的利益，而是用各式各样的圣贤先王的借口。或许，唯一诚实的，是宋朝的一位士大夫大臣，但从那之后再也没有人承认了。
公使先生无疑也是这样的人，我还是不要揭开这一切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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