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也是在询问刘钰对廖寒辉提出的“淮河加税”问题的看法。
刘钰本就对此不是十分热衷，他觉得不改变所有权这个根本问题，就是修修补补。
而且征税成本在那摆着，皇帝要征收倒是有手段：一大堆新学学生、手里还有武德宫良家子，以足够的人才储备空降两淮，清查田亩、安插足够的基层税吏，进行控制。
长期肯定也会发生“新学生堕落”问题，短期倒是确实能做到一个看似矛盾的巨大成果——加税的同时，减轻百姓负担。
这些东西，皇帝深谙平衡之法，自然不可能想不到。
于是刘钰便道：“户政府的事，陛下宜与朝廷合议。但淮河尚未治理之前，加税之事本就不可能，蠲免还差不多。臣以为，这钱，三五年内，还是内帑出为宜。天下非只两淮。户政府的钱，不可见底。”
“西南改土归流、西北移民，此二项，非臣所擅手段能做的。民间资本不可能往这边投钱的，商人趋利，西南西北事，还是要靠朝廷推动。”
“臣所擅者，也只有鲸海南洋，此等可以商人取利之处。”
“至于说一年多出五百万两，算不算冗兵之政……臣以为，有事做，就不是冗兵。”
“淮若能治，除大江大河之外，还有何处治不得？这倒是与海军异曲同工。”
“若不用，便是冗兵。若用，便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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